我们都是“80后”——专访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

也有網民指出粥的營養密度比較低，牛奶等食品確實是更好的選擇。

最後，台灣大學地理角團隊提醒，在邊界趨向模糊、移動為常態的台灣味中，讀者應能跳脫二元對立──台灣或境外的思維，保有思考的敏感度：有機商品也可能剝削小農，越南茶未必是爛茶1980年代後期，由台灣研發的茶樹品種「金萱」與「青心烏龍」，透過台灣人技術轉移帶到越南生產，以越南的土地、原料產出台式烏龍茶。

抑或者是台灣原住民生產的茶和咖啡等。從這樣的思維理解台灣味，跟著書中的故事一起思考，就能漸漸找到多元而包容的台灣味。人們對東南亞常抱持負面態度，像是農藥殘留標準或產品質量等，但其實台灣和東南亞一直以來都是夥伴關係，東南亞也能產出優質的產品。食物非原產台灣則不吃，茶非原產自台灣則不喝。台灣在哪裡？不在島內的純正台灣味，而在與世界的連結上。

台灣食農只能從台灣來看？東南亞高地的跨界轉移 在過往，人們常會覺得要認識台灣食農，就必須在台灣內部看，許多的飲食像是彰化的肉圓、坪林的茶，都是台灣飲食的記號，這些風味彷彿就是「正港」、「道地」的台灣味。那麼，什麼是台灣味？食物的國族主義 透過作者群在各地的訪談與實地探訪，這本書帶領讀者走訪台灣與東南亞的食農生產的現場。在他們眼中，人和人相處該要是慢慢來，逐漸摸索出個形貌，我們往往迅速進入關係，交往後才發現和對方不甚熟悉，運氣好每天在彼此身上發掘甜蜜、運氣差就是整天在磨合中讓愛情一點點熄滅，甚至因為「男女朋友」難去處理面對問題，情緒勒索伴隨關係而來。

另一個好處是倫敦人大多願意喝酒吃肉，占看之下有點低的標準，但想想荷蘭的約會軟體打開來清一色Vegan、Yoga和騎腳踏車通勤，就覺得約會不用煞費腦筋找素食餐廳的倫敦挺好。好吧我們來試試看所謂的約會。而又過了一年我在東京重新遇到壞男孩時，他苦笑著說著自已想穩定下來卻找不到對象自是後話。Photo Credit: Shutterstock / 達志影像 即便後來沒有見面，但我仍敬這名男子為紳士，他願意花時間成本意進行這個嘗試，尤其他明確的提起確認彼此對關係想像與需求這點，實在有種、和同事報告專案的氛圍。

那時我們甫搬到英國，首次練習面對所謂的「約會」，過去習慣的關係順序被打破，不再是確認彼此的關係、約會、接吻、上床，關係的確認被模糊了，即便對彼此說了喜歡也不代表進入關係。「約會 」該是種練習，他們開示，去練習面對關係的多樣面貌，去練習探索對人的想像。

我相信那個西班牙女生現在一切都好」蔡慶樺說明，「原因有部分來自德國有一套運作精密的官僚體系在支撐社會，很多人會受不了德國複雜的社會運作方式，但對我來說，那套方式確實複雜，但並不充滿意外，也就是說，你可以準確預期你今天這麼做會有什麼樣的後果。」 繼續念博士班的時候，蔡慶樺拿到獎學金，有了短暫出國的機會，他選擇去德國看看。「德國的鄰國非常多，一直以來都是南來北往，不只是通商的地方，也是戰爭發生的地方，人種構成其實蠻複雜，我接觸過的也是，什麼長相什麼階層都有。

那就是個荒涼的森林，在裡面散步時，可以感受到他經濟學批判的起點。我就很緊張，因為我快三點時才到，如果排隊沒排到我，我就會來不及辦。」 複雜的社會結構、複雜的人種組成，以一套精密運作的體系支撐，不過，在某些時候，刻板印象和歧視仍會赤裸裸地出現。按照規則走，就可以預防風險。

」蔡慶樺說，「很多外來移民也許已是第二代、第三代，政治身分是德國人，但文化認同不見得。外交念的大概以美國為主，畢竟國際關係是美國主導的，這會影響學術領域裡的話語權。

每個社會都有它的風險，而這個社會的風險是你看得到的，那套運作規則就是預防風險的方式。「舉例來說，我當初要從德國回台灣時，去辦離校手續，辦公室貼著告示，說收件時間到下午三點為止。

」蔡慶樺表示，「但我要提醒的是：他們一開始並不這麼做。」蔡慶樺說，「結果三點到了，我順利在窗口送件，然後窗口就關上了，表示今天不再收件。」蔡慶樺解釋，「《馬克思：時代青年》那部片一開始就在講這件事，冬天很冷，窮人必須去檢木柴回來生火取暖，但這種行為會被國家視為竊盜、判刑。馬克思以此批評國家制度對窮人的壓迫，而冬天在森林裡面走的時候，我覺得就可以看到這些人在什麼樣子的環境裡講出那個樣子的理論，怎麼用他們的理論去看這個社會。所以我不會說我到德國生活以後，就能給出一個『德國人就是怎樣』的確定答案。「第一次去那兩個月，我真的很用功學德文，打好基礎。

」 當然，前提是要在德國生活，就得理解這套極度複雜的規則，這需要語言能力及跨文化的理解能力。」在經濟優先的概念下，轉型正義問題長期被擱置，「其實一直有人提出，但沒有大規模的、比較有系統的討論。

那時我對歐洲的概念很薄弱。」蔡慶樺說，「研二的時候，遇到一個從德國讀完書回來的老師，和他一起讀德國相關的理論，一讀就覺得很有樂趣。

「德國是一個在廢墟中的國家，當時有個重要論點是『經濟優先』──差不多就是我們熟悉的那套威權思考，邏輯就是先求吃飽睡飽，其他的先不要談。「我大學念外交，現在在外交部工作，算是本行。

」 不過，蔡慶樺對德國社會的運作，有一些清楚、深入的認識。」 經過這個悼念，德國治療了自己的心理創傷 種族主義容易讓人想起二戰時期德國的劣跡，不過大家都看得出來，德國並不避諱二戰史料的檢視與討論，從蔡慶樺的《爭論中的德國》、《邪惡的見證者》書中，還能知道，與二戰相關、歷史相關的報導，不但時常出現在雜誌之類平面媒體上，甚至連電視頻道都有許多這類專題節目。」蔡慶樺回憶，「有天下課後我和一個女同學在學校附近的湖邊散步，就有個失業的人對我叫囂。「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，我的宿舍就在森林旁邊，一開門就走進森林，我常在森林裡散步。

文：犁客 「我跟你講，」蔡慶樺說，「在台灣大部分對德國有興趣的人，如果不是德語相關科系，就是受了某個老師的影響。很多人無法接受這麼一板一眼的僵化性格，「但你從另一方面想，」蔡慶樺指出，「這表示只要我在三點已經送件，就是會被接受的，不會有太多意外。

這其實是個特點：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，多半會想冷處理，除了德國，沒有別的國家這樣不斷投入資源、把事情拉回討論戰場上面。」蔡慶樺說，「住在德國那兩個月，我開始可以理解建構書裡那些理論的人，為什麼會這麼想？」 蔡慶樺舉例，馬克思重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，強調人和自己生產的東西之間產生異化、現代工業社會理念破壞了這層關係。

」從1945年戰敗、到1960年代，這種「將德國重新正常化」的思維造就了經濟奇蹟，重建速度非常快，「除了德國自己的因素之外，還有很多外來支援，例如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就給德國很多援助。「我認為這類題材已經是他們影視節目的重要文化資源。

」 大學畢業後，蔡慶樺進研究所，想讀西方的政治哲學，「我喜歡讀理論的東西，不過一開始讀希臘的政治哲學、英國的自由主義等等，讀得很痛苦，不大像自己的tone調。準確點講，我那時不是對這個國家有興趣，那時我還沒有學德文、沒有親身觀察的經驗，對德國的了解也沒有現在深入，我有興趣的是它政治哲學和思想教育的部分。「我求學那個地方本來有很大的汽車工廠，我去的時候已經關廠，幾萬人失業，我在那裡會看到失業的人白天就在路上喝酒，那種超市賣的、包裝像牛奶盒的便宜烈酒。這當然和種族主義有關，因為汽車產能其實是外移到歐洲其他地方，所以實際上搶他工作的並非亞洲人，但他大喊我們亞洲人就是要到德國搶工作、女生就是想找個德國人嫁了。

「我覺得德國社會是個複雜的系統。」 二戰結束後，德國政治一開始也想冷處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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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不會把我太太的避孕丸藏起來，平時就放在梳妝台上。若是在性交不久後，不想半夜爬起來吃第二劑藥，而先計算好第一劑藥的服用時間，也沒關係。